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不辱使命

肖亚楠

2016-03-11期27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精准扶贫思想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于贫困治理的指导性思想,中国的扶贫工作也将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回顾中国革命的进程,早在1945年7月27日,在延安就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对解放区军民在抗战中生命财产所遭受的损失、破坏以及所需援助等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并协助各解放区政府对受灾人民开展救济工作。

今天本报组织一批反映中国共产党早期扶贫工作的文章以飨读者,以期对当年的早期扶贫工作有感性的认识。

日本投降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在中国设立了分署,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为接收和分配联总提供的救济物资,国民党政府在重庆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

“解总”的诞生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医治战争创伤,扩大争取外援”的精神,1945年7月1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简称“解救”)的决议,会议选举董必武、周恩来等15位代表为救济委员会委员,推选董必武为主任。7月27日“解救”宣告正式成立。

“解救”成立后,对解放区军民在抗战中生命财产的损失、破坏以及所需援助等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并协助各解放区政府对受灾人民开展救济工作。1946年8月13日,“解救”改称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

1946年7月,中共决定在上海设立“解总”上海办事处,并由已在沪工作的解救秘书长、上海工委委员伍云甫担任办事处处长。

1946年8月2日,“解救”上海办事处正式开始工作,办公地点设在福州路“行总”总部,另租下蒲石路沪江别墅4号为办事处职员宿舍。

揭露“以水代兵”阴谋

“解总”上海办事处成立伊始,就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率领下与“联总”、“行总”及国民党水利委员会就黄河归故工程及赈灾问题进行了多次针锋相对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决定堵塞黄河花园口决堤口,让黄河水回归故道。但这一决定直接威胁黄河下游解放区数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946年7月中旬,以周恩来为首的“解总”为黄河归故工程问题来到上海。谈判中,周恩来、董必武严正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立即堵口的论调,坚持在河堤修复、居民迁出以后,方可堵口放水的原则立场,重申上游堵口须与下游复堤救济工作同时进行。期间,周恩来还前往河南开封视察了堵口工程情况。

经过周恩来、董必武和“解总”的不懈努力,不仅为解放区争取到了赶修堤防工程的时间,而且争取到了大量的物资和费用——“行总”被迫同意签订《协定备忘录》,其条款有:解放区所支付的全部工程款项,由国民党当局支付;“行总”出面粉8600吨援助地处黄河下游的解放区河道修复工人;国民党当局拨150亿元救济受灾害影响的解放区人民等。

此后,“解总”不断督促国民党政府履行协议,拨交工程费,交付迁移救济费,以便马上办理迁移救济工作;同时,告知解放区党政机关,加紧复堤工程,以防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但是,国民党当局一面拖欠工程及迁移救济款,一面催促加快堵口计划。1946年12月27日,国民党当局悍然放水引导黄河归入故道。1947年1月8日,董必武和“解总”成员重申堵口复堤必须同时进行,堵口工程应延至5个月后。2月7日,“解总”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解放区复堤工程即刻开始,堵口工程照常进行,合龙日期至3月中旬视下游抢修险堤及合龙工程实际需要再由三方确定,“行总”给解放区拨发40亿元为复堤工程费。

但国民党当局于3月15日完成合龙,使滔滔黄河水流向解放区。3月l7日,“解总”就国民党当局单方面堵口问题接受了《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等报记者的采访,次日,“解总”更发表告中外人士书,将国民党当局的行径告知天下。

为解放区争取救济物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垄断救济物资的分配,“联总”配予中国的供应物资被允许运往解放区的物资直至1946年7月尚不足总数的2%。

“解总”成立伊始,便对在救济物资分配上的不公平待遇进行揭露。1946年11月27日,“解总”主席董必武就“联总”、“行总”在中国的救济工作发表声明,指出当时的“救济善后工作”仍然未遵守“联总”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基本协定。“解总”上海办事处发表了《“联总”物资是怎样分配的》一文,文中指出:“直到目前为止,抵达解放区的紧急救济物资,并包括修建黄河运河之工赈粮与工粮在内,总额仅及22552吨,尚不及抵华“联总”物资130余万吨之2%。”“解总”不断用会谈、举行记者招待会等方式,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发表声明,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官僚机构操纵救济物资发放,浪费、盗用救济物资,用物资救济伪军,把救济物资用作内战物资等行径。

1947年2月底,“联总”副署长杰克逊访华时,曾允诺3月底以前运2万吨救济物资拨给解放区,而直至3月底“行总”仅完成原计划的一半。为此,“解总”两次致函“联总”,提出运抵解放区的物资与“行总”公布的数字有出入,并要求立即采取步骤纠正分配不公的现象。经过“解总”的努力,解放区得到救济物资5万余吨,包括面粉、化肥、医药、卡车和汽油等。据估计,这批救济物资的总值约等于当时解放区半年的财政收入,对缓和解放区人民的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总”及其分支机构员工办事迅捷、有效,工作作风一丝不苟,仓库物资账目清楚,连车库汽油消耗均有严格规定,私事上街或看戏,一概不得用车。这些做法,从根本上杜绝了贪污、盗窃、浪费及占小便宜等行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赏,也和国民党“行总”的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民党从美国聘请来华参加救济工作的司徒乔夫妇曾说:“曾经过中原解放区,见到老百姓反而比军队更健康。后得知物资由解放区分配,事后挨户访问均如数收到。”而在国统区,“救济物资发给老百姓,随即被当地军队征去”。以至于听到人民哀告说:“请勿救济,只要不再抢我们就好了。”

广交朋友

“解总”的工作对象包括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几百名“联总”的各行各业行政和技术人员。“解总”在他们中间广交朋友,有效地开展了统战工作。1946年9月28日,周恩来、邓颖超宴请了美国联合救济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美国教会救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加拿大著名医生夏理逊在运送医药物资赴邯郸解放区后因积劳成疾病逝,1947年2月7日,“解总”上海办事处与中国福利基金会等团体在新亚饭店为夏理逊大夫举行追悼会。当年4月15日,“解总”成员前往公济医院慰问在4月2日遭国民党飞机轰炸而受伤的“联总”人员。同月,“联总”中国分署高级职员60余人,联名抗议国民党对“联总”救济品分配的不公正及对解放区的歧视政策,要求把物资公平分配给解放区人民,引起很大震动;又如“联总”奥地利籍医务官员严斐德帮助“解总”编写英文宣传材料,美籍农业官员李马萨向“解总”提供仓库物资清单,并让“解总”人员进仓库挑选解放区需要的物资等。著名美国友好人士韩丁和英国人柯克夫妇及美国人杨早和寒春,都是通过“解总”联系前往解放区的。

“解总”上海办事处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宋庆龄本着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为解放区捐赠、运送了大量救济物资,有时为便于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还委托一些国际友人亲自押送物资。

安全转移

国民党挑起内战后,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在离沪的前一天,周恩来还邀请民主人士及文化界人士座谈,请他们必要时要做转移的准备。除了向香港转移外,周恩来告诉民主人士两条疏散路径:一条是利用军调部的飞机去解放区;另一条则是利用“解总”送救济物资的海船到烟台等解放区。与此同时,“解总”上海办事处还配合中共南方局及上海工委将已暴露身份及流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数百名地下党员、干部护送回解放区。

1947年3月1日,“解总”主席董必武被国民党特务软禁。“解总”立即致电“联总”署长鲁克斯,要求立即恢复其行动自由,并保证所有“解总”人员安全。3月2日,董必武获得自由。10月10日,“解总”工作人员朱友学从上海护送最后一批救济物资前往烟台解放区。

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解总”上海办事处人员一面反对停止对解放区的救济工作,一面加紧为解放区采购物资,同时着手焚毁了机要文件,处理房子、汽车和其他财产,准备应付出现最坏的局面。12月,国民党警特非法闯入“解总”上海办事处宿舍。

几天后,“解总”上海办事处人员乘飞机返回解放区,而此前所有“解总”的财产及经费已事先换成黄金和物资送回了解放区。当时国民党一官员赶至机场勒索沪江别墅的房产及汽车,企图从中捞取外快,“解总”同志嘲笑说:“你迟来了一步,我等已将房屋出售,汽车也早予处理。”让来者悻悻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