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之路》上的回望

——三件与政协有关的文物故事

黄黎

2017-03-06期26版

在“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展览中,有关开国大典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物颇为引人瞩目。这些陈列在国家博物馆中的文物,也讲述着一段段动人的历史故事。

作为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展览不仅是国博改扩建工程竣工后推出的第一个基本陈列,也因为其内容的多样性、全面性和重要性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展览中,有一系列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物展出。这些文物,不仅展示着第一届政协会议的点点滴滴,也向世人讲述着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本“天书”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今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在后来的文献纪录片中,观众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毛泽东是中共代表团第一个报到的代表,在空白的签到册上写上第一个名字。事实上,毛泽东并不是中共代表团第一个报到的人,而是最后一个报到的。

早在9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怀仁堂等处就开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铺着桌布的长桌上按各单位顺序整齐摆放着签名纸,陆续前来报到的代表们挥毫写上自己的名字。

当时承担会务工作的方荣欣回忆说:“会场门口的桌上,摆着一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签名册》。原木制作大尺寸封面,棕色底版,浅绿色字样,由林伯渠题词。打开来,是折叠的宣纸,每页上端水印政协会徽。”

当时规定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写;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签名;自第三行起是各单位的其他代表签名,每行上下可写两个名字。

为了尊重宋庆龄的习惯,只有她一人用钢笔签名。特邀新疆代表赛福鼎和阿里木江写的是维吾尔文,是仅有的两位用少数民族文字签名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陈云同志是第一个来报到的,他在第三行上端签了名。之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代表都先后报到签名,把首页的第一、二行空着留给了毛泽东。

出现在《复兴之路》展览中的这份签名册是白色宣纸印制的,上端印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中间印了一个大方框,竖分五行。

负责接待中国共产党代表报到的孙小礼回忆说,1949年9月21日上午接到通知:晚7时左右,毛泽东主席要来勤政殿开会,同时签到,并有摄影记者陪同。

签到其实很简单,可是放在镜头下就出现了问题。在毛主席要签到的那张纸上,后面的三行已经签满了周恩来、陈云等其他代表的名字,这样拍摄出来的签到画面肯定不是太好看。经过集思广益,终于有了办法。那就是用一张新纸沿着第三行的竖道折叠起来,盖上已签满名字的后三行。这样,在镜头下乍一看,就像一张崭新的签到纸了。

开幕前,身为政协筹备会副主任的周恩来向与会代表报告了代表人数。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宗教界人士等45个单位及特邀人士,代表总数共计662人。

其中,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在这些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在党外人士中,进步人士约占1/3,共产党员加党外进步人士约达总数的2/3。这就既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广泛团结了党外人士。

当时,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了一本很厚的表册,毛泽东曾幽默地说,这真是一本“天书”。

《共同纲领》

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就是拟订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即共同纲领。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提出起草以建设新中国为主题的共同纲领的任务。

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副主任和第三小组即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组长,许德珩为副组长,宦乡任秘书。组员的阵容十分庞大,有: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李达、许广平、季方、沈志远、许宝驹、陈此生、黄鼎臣、彭德怀(由罗瑞卿代理)、朱学范、张晔、李烛尘、侯外庐、邓初民、廖承志、邓颖超、谢邦定、周建人、杨静仁、费振东、罗隆基共23人。

6月下旬,周恩来专心致志,亲自动手起草共同纲领。毛泽东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著作成为起草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后来,共同纲领草案稿经五易其稿后,于8月22日前夕形成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铅印稿。8月22日深夜,周恩来将铅印稿送毛泽东审阅。

相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结构上作了较大的变动,不再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而是在简短的序言之后,平列“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七章,共60条,7000多字,比原来更为简洁精炼。

共同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与定稿,可谓中国历史上民主协商的典范。在共同纲领的讨论和通过的过程中,各方代表都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正如周恩来后来的报告中所述:“初稿写出以后,除各单位自己讨论不计外,经过七次的反复的讨论和修改,计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小组本身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基本通过”。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因为准备工作深入细致,吸收了各方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即将诞生的《共同纲领》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怀着喜悦的心情,怀着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共同愿望,通过广泛的民主协商,代表着中国各阶层人民利益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终于在1949年9月29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亲历者葛志成回忆说,“大会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那天,周恩来对纲领草案专门作了说明,没等表决,他的讲话就获得了满堂的掌声。及至表决时,会场上的掌声就如雷鸣一般。它表达了全体代表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全国人民建设祖国的共同意志。”

以《共同纲领》的颁布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新生政权的同时,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很好地发挥了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民主协商的积极性,形成了民主氛围,这在政权的建立初期显得尤为重要。

胡乔木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召开政协和拟定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大智大勇,虚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建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亦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竭智尽虑,为国献策,大胆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精神,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种宝贵的传统。”

国旗图案

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7月14日,新政协筹备会登报在全国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先后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大众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上连续刊登,面向海内外公开征稿。

征求国旗图案的消息,迅速地向全国、向海外传开,一幅幅国旗设计图案稿件还在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而来。

应征的国旗方案各具特色。比如陈嘉庚设计的国旗是镰刀斧头旗;郭沫若设计的国旗是两个长条,象征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长江和黄河;朱德设计的国旗左上角为蓝色长方形,嵌有红五角星,象征晴朗的天空。

1949年8月16日,新政协筹委会特地在北京饭店413号设立了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集中陈列展览候选的应征设计图案,请评选委员会成员和专家们选阅,展开全面选评。其中,曾联松设计的图案作为复字第三十二号图案提交新政协筹备会审议。

曾联松是浙江瑞安人,少年时酷爱书画,写得一手好字。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在家乡走上街头,宣传抵制日货。1949年5月,正在上海地下党的秘密经济新闻机构工作的曾联松与全市人民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发出后,曾联松希望设计一幅国旗图案来表达他对新国家的爱国热情。他一口气把征稿启事读了十几遍,一颗年轻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他立即决定,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伟大的设计中。

时值7月中旬,上海酷暑难耐,他一头钻进自家阁楼开始了国旗图案的设计。他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以五角星作为自己的标志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又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于是决定用五角星来象征它。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则指出,当时人民由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因此,他决定用四颗小五角星来象征由四个阶级组成的人民群众。在确定了五颗金星的位置和大小后(他曾设想在旗面的中心置放五颗金星,但因其在视觉上过于局促、凝滞而放弃),他于8月中旬将自己的设计“红地五星旗”寄给了筹备会。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初选委员会从收到的3012幅图案中选出38幅印发全体代表讨论。

经全体代表分组讨论后,9月25日晚,毛主席在国旗图案讨论会上指出,“五地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革命人民大团结,因此,又是团结,又是革命。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决定采纳“红地五星旗”的方案,并将其更名为“五星红旗”。

曾联松最初并不敢确信五星红旗是他设计的,因为在公布的图案中,大五角星上没有镰刀和锤子。然后,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在给他寄送的公函中,正式告知他就是国旗的设计者,并随信附带了500万元人民币作为酬谢。(注:“万元”是当时旧币的单位,1955年实行新币后,旧币和新币的比价为1万元旧币换1元新币。据粗略估算,当年的500万元是一个熟练技术工人一年的工资。)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由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升起。

1950年国庆,曾联松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多年以后在回忆起当年设计国旗时的情景,他仍激动不已:“当时我之所以不量力度德,亦不记工拙,想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作者系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