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谢子长

文/谢绍明

2017-10-12期10版

1927年10月1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我的父亲谢子长和唐澍、李象九、白乐亭等组织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旅,发动了清涧起义。

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全国第三次武装起义,在我国北方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以后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积累了经验,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20世纪30年代初,在父亲的指引下,我家的男丁都参加了红军,我那时只有几岁,但也随兄长为红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回想起来,那一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高兴最开心的。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清涧起义爆发90周年,也是我的父亲谢子长诞辰120周年。今年我已92岁,现根据我的记忆结合见闻写成此文,以怀念我的父亲和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先烈们。

播撒革命火种

1897年元月19日,谢子长诞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一个小康的农家。1918年冬,从西安省立一中回家度寒假的谢子长,一个人到榆林府,告倒了贪赃枉法的安定县县长章尚武。次年春,谢子长转入榆林中学读书,受进步人士校长杜斌丞先生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回到家乡办学。但严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教育救国的路走不通。1921年夏,谢子长投笔从戎,到山西太原学习军事。1923年6月,他以优异的成绩在“学兵团”结业,到河南、北平、天津等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4年春,谢子长回到家乡创办安定县民团,任“团总”。他带领民团剿灭土匪、惩办土豪劣绅、禁止军队任意拉差,被群众称为“谢青天”。此外,他还帮助学兵团同学李象九成立“学兵连”,学兵连和安定县民团后分别改编为石谦团第三、十二连,李象九和谢子长分别任连长。

1925年冬,谢子长联络李象九、史唯然等再次奔赴北平和天津,受教于共产党人李大钊、刘伯庄、耿炳光等人。不久,经白超然和白志诚介绍,谢子长在北大支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对中共北平地委负责人刘伯庄说:“国共这种合作迟早会破裂,共产党应该抓枪杆子,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

当年年底,谢子长受组织派遣回到陕北,与中共绥德特别支部取得联系。在绥德地委领导下,谢子长、李象九等人在石谦旅秘密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不久,改为陕甘区委直接领导的军队支部,谢子长先后任特支委员和军支委员。在谢子长的努力下,全旅12个连有100多人被发展为中共党员,6个连的连长均为党员,各连的班排长也大都是党员。

1927年春,谢子长率部进驻安定县城,协助建立了中共安定特别支部。谢子长组织召开“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主持制定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农民协会案》等8个决议案和《安定县农民协会章程》,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在全县成立了1个县级、14个区级、100多个村级的农民协会,9个党支部。农民运动在安定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陕北的革命火种得以播撒。

建立独立武装

渭华起义失败后,谢子长和刘志丹先后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回陕北做军事工作,并先后分别担任了陕北特委军委的负责人和陕北总暴动总指挥、副总指挥。从1929年到1930年,谢子长和刘志丹先后进行过多次兵运工作,均告失败。尤其是后九天的杨庚武部被军阀收编及“三道川事件”,血的教训使谢子长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靠在军阀队伍里面招兵买马是走不通的!从此,他开始探索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独立武装道路。

1930年底,谢子长赴天津参加北方局会议。会后,谢子长到山西平定视察了国民党第四十七军军委的工作,先后见了军委书记杨重远及万启贤、蒲子华、拓克宽、吴岱峰、胡廷俊等人,检查了武装起义的布置准备,并在太原和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就四十七军起义及在吕梁山区建立红色武装的相关问题交换了看法,向北方局军委提交了《平定考察报告》。

回到陕北后,谢子长派阎红彦、白锡林等十余位地下党员到山西参加红军晋西游击队的组建。1931年5月,在山西特委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在山西隰县辛庄正式成立,大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总支书记杨重远,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7月4日,平定县四十七军一部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万启贤,政委谷雄一,参谋长蒲子华。

9月2日,晋西游击队突破敌人的重兵围剿,西渡黄河到陕北。在陕北特委及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的领导和帮助下,游击队发展到近百人。10月,晋西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步骑兵300余人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武装会合。

10月30日,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谢子长来到南梁统一领导各支武装力量,组成了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白锡林、胡廷俊等同志为委员的部队党委。1932年初,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谢子长等先后把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和以晋西游击队为骨干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为谢子长,政委兼部队党委书记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

在中共陕西省委和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总指挥的领导下,红军陕甘游击队开辟了寺村塬革命根据地,取得了阳坡头、照金、旬邑县城等多次战斗的胜利,并开始了创建照金苏区的斗争。虽然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但红旗始终没有倒下。

1932年12月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省委书记杜衡自任军、团政委。谢子长和阎红彦被杜衡派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在谢子长和阎红彦的力争下,刘志丹、杨重远得以留在部队。

谢子长、阎红彦在上海中央局受训后,1933年5月,组织上派谢子长、阎红彦、强龙光、高鹏飞等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8师工作,许权中任师长,谢子长任党代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和陕北一支队埋枪解散的消息传到北平。1933年1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杨璞和谢子长分别为西北政治、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又一次临危受命,带着恢复陕北红一支队和整顿红二十六军的具体任务,回到西北。

粉碎两次“围剿”

1934年1月,谢子长回到陕北。当时,陕北党组织和游击队受到敌人的血腥镇压,处在十分困难的时期。谢子长经历了无数艰险,终于找到地下党组织。3月8日,他恢复了陕北红一支队。4个月后,在安定阳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

为了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和转交中央给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的指示信,谢子长率陕北一、二、五支队南下,7月23日在南梁阎家洼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

7月25日召开了红二十六军、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及陕北特委的联席会议。在会议上,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的两封指示信。会议决定由谢子长担任红四十二师政委,派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到陕北,配合陕北军民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会后,谢子长率部队北上,先后取得了安定景武塌、清涧县张家圪台、清涧河口镇战斗的胜利。在清涧河口镇战斗中,谢子长不幸胸部中弹,但依然带伤指挥部队作战。在胜利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后,谢子长由于伤势过重,再也无法坚持工作,暂时离队养伤。

1934年初夏的一天,谢子长在谈起家里为革命牺牲的亲人时,告诉我们说:“共产党人就像毛脑柳树一样,割了这茬,那一茬还会长出来。二哥和同志们虽然有的被杀害了,有的被关进监牢,我还活着。咱们家,整个陕北还有这么多共产党员。共产党是杀不绝的,红军会更强大。”

当年9月5日,谢子长给中央北方代表写信,汇报了回西北后的工作和恢复陕北红一支队、整顿红二十六军的任务完成情况。不久,谢子长由于伤势严重,无法履行红四十二师政委职责,于是建议由张秀山担任红四十二师政委。

10月,北方局巡视员黄瀚(张子华)到陕北视察工作。黄瀚在郭洪涛陪同下来到阳道峁看望养伤的谢子长。他们就谢子长和陕北特委对陕北、陕甘边党政统一领导和红军统一指挥的建议交换了意见。为粉碎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谢子长推荐刘志丹来指挥两支红军作战。黄瀚将谢子长的建议带到北平,在向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后,随即给陕北特委写信,同意陕北特委和谢子长的建议。

1934年11月14日,谢子长再次致信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对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给予了高度肯定。谢子长还致信刘志丹和陕甘边特委,建议红二十六军北上,由刘志丹指挥陕甘边、陕北两支红军并肩作战,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

1935年1月中旬,刘志丹率队从南梁来到安定。1935年腊月底正月初,马明方、郭洪涛、白坚陪同刘志丹到柳沟探望养伤的谢子长,并就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和军队统一领导和指挥问题,交换了意见。

1935年正月十八(或十九)那天,刘志丹到灯盏湾看望谢子长。谢子长和刘志丹一致同意要尽快成立西北军委,统一领导指挥陕甘边和陕北红军。刘志丹提出让谢子长担任西北军委主席,谢子长推让说:“我的伤病不好,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这副担子就由你挑,不要再挂我的名字了。”刘志丹说:“你是老大哥,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你在陕北的名声大,人们早就称你为谢青天,只要你在世一天,主席就由你当。”并说:“你有伤具体工作我负责,把你的名挂上。”两人为此再三谦让。最后谢子长说:“我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确定你为军委主席。”刘志丹看到谢子长讲话艰难,便不再和他争,只说等到联席会议上再决定。

谢子长的支持和推荐,为刘志丹统一指挥陕甘边和陕北红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和两支红军。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未到任,任由副书记崔田夫代理),谢子长任军委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

“谢子长,虽死犹生”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由于病情恶化,不幸永远离开了我们,年仅38岁。临终之前,谢子长慈祥地对身边的家人说:“老百姓怕我死,这个心情好理解。只可惜我给他们做得事太少了。”记得那天外面下着小雪,老百姓都说:“这是老天爷为谢青天流眼泪啊。”

由于谢子长在西北的重大影响,为了避免敌人趁机进攻和影响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对谢子长逝世,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严密封锁消息,当晚就被秘密安葬,不开追悼会。在一段时间里,西北军委的行文布告落款,仍沿用西北军委主席谢浩如(谢子长号浩如)的名义签发。直到1935年5月,经过吴家坪、马家坪战斗的胜利后,西北革命形势好转,谢子长逝世的消息才得以公布。

1935年秋,中共西北工委决定改谢子长的故乡安定县为子长县,永志纪念。1939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接见了谢子长的亲属,给谢子长以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北红军的创始人谢子长败不丧志,真了不起呀!”同时,毛泽东同志为谢子长烈士墓两次亲笔题词:“谢子长,民族英雄”“谢子长,虽死犹生”,并亲笔为谢子长撰写了长达277字的碑文。

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谢子长修建了陵园,举行了入葬典礼。毛泽东同志再次题词:“谢子长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题词,高度评价了他的历史功绩。

谢子长带领全家17人参加了革命,全家出了9位烈士,留下6名遗孀。为此,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时,专门嘱咐秘书黄有风说:“要好好关照谢子长的家属,这是个英雄的家族。”

1981年10月3日,子长县党政军民各界举行了谢子长烈士立碑仪式。我应邀从北京赶去参加了仪式。当我看到新立的毛主席题词和碑文,看到会场上重新出现的1946年中共西北局送给子长陵的挽联原文:“一心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我深深意识到,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革命先烈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