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缺与贵州近代教育史遗存

文/刘宗棠 谭佛佑 梁茂林

2017-12-07期12版

对中国近代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李端缺,曾任清朝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职。在戊戌变法中,他率先倡导“废科举,兴学校”,改革学校制度,屡次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被康有为评价为“维新之艰难兮,公缔其始”“策变法而累抗疏兮,发维新之大旨”。

今年是李端缺逝世110周年,重读《请推广学校折》,令人感悟不已。

改革教育家李端缺与《请推广学校折》

李端缺(1833-1907),字苾园,贵州贵阳人,祖籍湖南衡州清泉县。李氏宗族为世宦之家。李端缺晚年向表弟何麟书谈其一生的成长道路时说:“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

李端缺1863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1889年,以内阁学士典试广东。他在阅试卷时,发现梁启超,取为前列第8名举人。李端缺的侄孙李良骐在回忆录中谈过李端缺作主将李朝仪之女,即堂妹李蕙仙下嫁梁启超的故事。当时请副主考王仁堪代为做媒,梁启超受宠若惊,说:“齐大非吾偶也。”以表不敢高攀之意。

对于这门婚姻,李蕙仙的母亲及族中不少人皆认为门第不相匹配,兼之李蕙仙年龄长梁启超4岁,且远嫁广东有诸多不便等等。但李端缺态度坚决,指出梁启超其人为当今国士第一。李家最终还是允诺了这门亲事。这门亲事为梁启超步入维新变法提供了重要条件。

1890年春,梁启超进京赶考落第,此时,李端缺为梁启超和李蕙仙定了亲,梁取道上海返乡。1891年冬,梁启超赴京与李蕙仙完婚。次年春参加会试再度落第。其间,李端缺不仅为梁主持婚配,还为其科考大力周旋。从1890年春闱始,梁启超凡在京师多住李端缺宅。

李端缺久居京师,对西学早有涉猎,他与中国早期外交家黎庶昌、张荫桓等都有深交。黎庶昌(1837-1897)是贵州遵义人,出使欧洲期间曾编撰《西洋杂志》一书,“潜搜西洋各学”的成果之一。张荫桓与李端缺早年都在丁宝桢门下做过幕僚。张荫桓入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年,深谙西方各国情形。他们自然会相互影响,李端缺应是清末最早了解世界多国实情的高官之一。

李端缺作为朝廷中清流派的成员,与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宝廷、邓承修、黄体芳、张楷、邓庆麟、邵积诚等人相互砥砺,抨击时政,时人誉为“松筠十君子”。帝党形成后,与翁同龢、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呜銮、长麟、张謇等人引以为同志,与丁宝桢、廖寿恒、谭继洵、陈宝箴、黄遵宪等朝廷命官关系密切。李端缺60寿辰时,张之洞为之撰寿联:“同甲会酣真一酒,长庚星朗小重阳”。该联切姓、切日、切身份、切口吻,甚为得体,非知交得不到。李端缺遭遣回乡后,曾应张之洞邀请到湖北小住,归筑后寄赠张之洞诗一首。诗中写道:“贵贱交情今乃见,文章结契自然真”。

1895年4月,康有为知道了《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即联络各省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请求清廷拒签《马关条约》。

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时,18省举人中有1300多人支持其起草的上光绪皇帝的万言书,后闻和局已成,纷纷取回“知单”者过半,最后甘冒风险签名上书者,连康有为在内的16省举人,有603名,其中贵州竟占95名。最多广西为99人,贵州位列第二,约占总人数的六分之一。这95人中,李端趣、李端荣、李端概、李端检皆为李端缺的堂兄弟。据钟家鼎先生考证,“马关条约签订的这一机密,应该是李端缺透露给康梁,从而导致了康有为领导的这次公车上书”。(钟家鼎:《李端缺评传》,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可见,李端缺是在公车上书这一历史事件幕后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位重臣。

1895年5月11日(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即《马关条约》换约后的第三天,光绪皇帝发布了一道朱谕。光绪坦陈,自己是在万不得已“知之苦衷”下批准《马关条约》的。强调“从今以后,朝廷上下将详筹兴革,“痛除积弊”。

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缺上《请推广学校折》(该折全称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折》)。

《请推广学校折》开篇提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李端缺对“需才孔亟”,进行了扼要而且精准的说明:“皇上顺穷变通久之义,将新庶政以图自强,恐办理无人,百废莫举,特降明诏,求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所在咸令表荐,以备擢用。”本来期望很美好,“以为豪杰云集,富强立致”;实际情况却距离原来的期望很远。“然数月以来,应者寥寥;即有一二,或仅束身自好之辈,罕有济难瑰玮之才,于侧席盛怀,未能尽副。”那么,原因何在呢?“夫以中国民众数百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尽也。”

《请推广学校折》于1896年8月11日,经光绪帝批准后,管学大臣孙家鼐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经过数月的筹划,1896年9月,孙家鼐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绪皇帝览折后表示赞同,但恭亲王奕訢、刚毅等官员以经费困难为由,主张缓办,使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工作被搁置下来。为此,外国传教士李佳白、林乐知等人也先后向清政府递交了关于开办京师大学堂的书面建议。

1898年2月,御使王鹏运上《需才孔亟,请饬速设京师大学堂折》。光绪皇帝谕令:“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筹具奏”。然而,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仍然受到部分大臣的阻挠。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疏》中即指出:“今自中日议和以来,朝旨命开学堂,而京师至今尚无片瓦,外省所设亦复寥寥,闽粤督抚置之不理矣”。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光绪皇帝要求将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作为变法的首件大事来办。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开办,慈禧太后也表示同意,并亲自“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梁启超指出:“大学堂之诏,三年前既下之矣,至是乃决行之”。6月26日,光绪皇帝降旨内阁,对有关部门承办新政不力严加申斥:“兹当整饬庶务之际,部院各衙门承办新政首戒因循。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行各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奉旨交议事件,务当督饬司员,克期议复。倘有仍前玩揭,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在这道严旨的敦迫下,守旧大臣被迫进行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事宜。7月3日,总理衙门上《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并附呈由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

同日,光绪皇帝谕令:“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奏遵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详细章程缮单呈览一折。京师大学,现据该王大臣详拟章程,参用泰西学规,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即照所议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理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综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之士奏请选派,分教习各员亦一体精选,中西并用。所需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着户部分别筹拨。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此次设立大学堂为广育人才、讲求时务起见,该大臣务当督饬该教习等按照奏定课程认真训迪,日起有功,用副朝廷振兴实学至意。”

为了保卫变法成果,7月24日,李端缺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提出了御门誓群臣、开懋勤殿议制度、改定六部则例、派朝士归办学校四件大事。自7月3日京师大学堂的举办有实质性的进展后,康有为于7月10日上《请改各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入学折》。同时,光绪皇帝发布上谕:

“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入堂肄习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睹。惟各省中学、小学尚未一律开办。综计各省省会暨府厅州县无不各有书院,着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坐落处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查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各书院需用经费,如上海电报局、招商局及广东闱姓规闻颇有溢款,此外陋规滥费当亦不少,着该督抚尽数提作各学堂经费。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各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有独立措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所有中学、小学应读之书,仍遵前谕,由官设书局编译中外要书,颁发遵行。至如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似此实力振兴,庶几风气遍开,人无不学,学无不实,用副朝廷爱养成材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和京师大学堂一样,各地书院等处改成中小学堂后,李端缺等朝臣推广学校的呈请,成为难以阻挡的历史潮流。被派往各地或遣送的维新派人士回籍后,积极宣传《请推广学校折》,开办新学堂,对推行新教育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李端缺推动贵州教育发展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缺也以“滥保匪人”被革职,遣戌新疆。是年秋天,李端缺被押解离京,赋诗曰:“怕呼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幸予被遣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城。”到了甘州(今张掖市),因病留下治疗。

1901年李端缺因年老多病,被赦回贵阳,次年应贵州巡抚聘请,主持贵州经世学堂讲习。

在此期间,他仍然努力传播西方新学,为了推广新的学习内容,他写了《普通学说》一书,帮助大家学习西方新学。其中说道:“为学之最初一步,普通学是也。西人谓之文学、质学。质学,东人又谓之科学,凡人类应有之智识悉具于是。学校用者谓之教科书,程度之高低,则随学校之大小而异。不明普通学,不能学专门,欲求专门之大成,则普通学之程度亦须随之提高。”

最后还开列了普通学的一些书目,其中有:算术、几何、代数、地理、历史、地质、理化、生理、博物、政治、经济、法制、伦理、教育等。

李端缺在主讲经世学堂时,第一次月课让学生写论说文,就出题为“卢梭论”,且把自己所藏的《新民丛刊》上的卢梭传记给大家传抄阅读。第二次月课,又出题为“培根论”,并且又把所藏《新民丛刊》中有关培根的传记给大家抄阅。

李端缺积极传播新学的言行,受到旧派顽固分子的强烈反对。当时,贵阳街头出现了诽谤李端缺的竹枝词:“康梁遗党至今多,叫尔常将颈子摩。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还有:“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亲。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

但是,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当时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沉重压迫下也只得继续举办新政,包括改革官制、兵制、学制、奖励工商等诸多方面。

1902年,贵州巡抚邓华熙奏请将贵山书院改为贵州大学堂,并下令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于是,贵州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办新学热潮。李端缺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倡导作用。

1902年,李端缺与于德楷、乐嘉藻等人创立了贵州第一所公立师范学堂———贵阳公立师范学堂。此学堂于1935年更名为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1957年更名为贵阳市师范学校。2007年并入贵阳学院。

1906年,李端缺与任可澄、唐尔镛、于德楷、华之鸿等创办贵州省第一所公立中学———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此学堂于1950年由贵阳中学等几所中学合并成为贵阳一中。

同年,李端缺与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人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对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2004年出版的《贵州教育史》记载:“从1897年改革学古书院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贵州取得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办起各类学校700多所(《贵州省志·教育志》据民国《贵州通志》的统计为683所,近年搜集到的资料,已超过700所),其中小学堂658所,中学堂14所,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19所,高等学堂6所,实业学堂12所。此外还有军事性质的军警学堂5所。”

李端缺回贵阳后,一直关心教育。1907年他虽年逾古稀、步履艰难,但仍由人搀扶巡视贵阳的一些学堂,并竭力捐资助学,并将“遗产”银子命养子李葆忠捐赠通省公立中学堂。

他去世前数月,还给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写信说:“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现在读起来仍然十分令人感动。

1907年11月17日(丁未年十月十二日),李端缺逝世,享年75岁。如今,与近代教育家李端缺相关的遗址遗存犹在,亦为后人凭吊。

(作者刘宗棠系贵阳学院教授;谭佛佑系贵州师院教授;梁茂林系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