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城危难中的守护者

——南京大屠杀前后鼓楼医院的医疗救治活动

文/张慧卿

2017-12-14期05版

昨天,是第四个国家公祭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80年前的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了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同胞惨遭杀戮。这一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痛。

南京鼓楼医院,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城内唯一一家为平民提供全面医疗救治的医疗机构。鼓楼医院以外科医生威尔逊为首的医务人员克服了医院人手不足、资金设备紧缺、日军不断骚扰侵犯等困难,坚守各自岗位,承担了南京城里的医疗救助、卫生防疫等重任。从这些白衣天使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管窥当时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

为了缅怀80年前在南京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同胞,季我努学社特地将耶鲁大学神学院所收藏的南京大屠杀照片披露并翻译出来,让国人认识到日军的惨无人道。为了避免历史的重演,中国人必须要吸取历史的教训,一定要团结,一定要努力。此为耶鲁大学神学院所珍藏的南京大屠杀照片在国内大众媒体上的首次大规模披露。感谢耶鲁大学神学院慷慨提供照片。

照片搜集: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姚天琦。

照片翻译:复旦大学历史学在读博士范国平。

危城下的坚守

1937年8月15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南京。此后,频繁的空袭给南京城内居民带来了极度恐慌。随着局势的恶化,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使馆极力敦促滞留南京的侨民疏散,离开这个“每小时都会遭到轰炸”的危险之地。作为美国教会医院,鼓楼医院医务人员部分随金陵大学内迁,部分中国医生和护士因担心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而离开南京,原本打算留在南京的柏睿德因女儿生病也于12月3日被迫离开。

南京沦陷时,原拥有42名护士、50名见习护士、4名美国医生、19名中国医生的鼓楼医院,仅剩2名美籍医生、1名美国护士、14名中国护士和3名学历较低的中国医生维持业务。外科医生威尔逊、内科医生特里默、检验室主任鲍恩典、护士海因茨与行政主管麦卡伦等美籍人士是医院得以开展医疗救治工作的中坚力量。其中,威尔逊最为特殊,虽是美国人,却生于斯长于斯,在南京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对南京感情非同一般。同时,他还是柏睿德离开后至1938年2月21日获准重返南京前,将近4个月的时间里,南京安全区里唯一的外科医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挽救被日军机枪和刺刀伤害的伤员。

南京失守后,不少未能及时撤退的军医,如徐先青、祁刚、周纪穆、李甫等,基于安全需要和继续为受伤同胞服务的考虑,也加入鼓楼医院的医疗队伍,充实城里的救治力量。由于大部分的中国医生和护士没有接受过适当的培训,他们只能协助熟练的医生和护士从事工作,而不能独立组织和开展工作,因此,特里默和威尔逊等人承担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繁重医疗救助工作,他们不分日班、夜班,不分内科、外科,几乎24小时不停地超负荷地工作,从死亡线上救下了数以千计的中国百姓。

伤兵救治

1937年10月,因战事临近,鼓楼医院除维持正常医疗业务外,还与国民政府卫生部洽谈,准备以专家辅助的方式,帮忙照顾重症伤兵,并为部队医院提供咨询服务及经费支持。此后,鼓楼医院降低普通病患的接诊比例,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治疗伤兵上,并多次组织医务人员外出参与伤兵救治。

南京沦陷前,鼓楼医院接诊的伤兵,部分是福斯特、史迈士等参与伤兵救助时用救护车送来的,部分由军队卫生队紧急医疗处理后送到这里。1937年10月12日,威尔逊处理完大量的伤兵后,仍有50名左右士兵留院继续治疗。12月7日下午,约100名担架员给鼓楼医院抬来了50名左右的伤员,威尔逊医生负责“需要特别治疗的重症士兵12人”。(罗伯特·O·威尔逊:《金陵大学医院的信件》)

南京沦陷后,伤兵如潮水般不断涌到医院门口,有些伤兵经特里默和威尔逊简单包扎后匆匆离开,有些伤重者直接入院治疗。鼓楼医院几乎每天都接收伤兵入院:12月14日,一名左臂受到严重枪伤的第88师的年轻士兵来到鼓楼医院请求治疗;16日,第88师的中国士兵在同行伙伴放弃武器被杀后装死逃了出来,当日第41师一名士兵到医院求治肩伤;17日,一名通信兵因沦陷当日左臂中弹受伤求治;18日,南京教导总队的一名士兵遭日军机关枪集体屠杀后腿部被浇上一种酸性液体;19日,第87师一名两处受伤的士兵到此求治;23日,第87师的一名士兵投降后仍遭受枪殴,头部和肩部受伤后求治于此;24日,广东军第160师士兵因头部和肩部中弹受伤应诊……因鼓楼医院在安全区内,不能公开接受伤兵治疗,威尔逊等人毅然担负起“有关受伤士兵的所有麻烦”,尽最大努力治疗他们,并送他们去设施极其简陋的军方医院。

在战事紧迫、形势危急的情况下,鼓楼医院没有统计救治中国伤兵的数目,然而我们不难从幸存军人的记忆里体会医院冒着巨大风险救治中国伤兵的情形。

1937年12月13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工兵团3营营长孙宝贤指示将被炮弹炸伤的前16连老部下曹振元用独轮车运到鼓楼医院治疗;他的另一名部下石学海因日本宪兵用刺刀刺其右腹部到鼓楼医院求治,并住院十余天。1938年1月31日,军医蒋公榖在难民所避难时,不慎跌滑致右腕骨折断后,到鼓楼医院用X光透视整复,并用副木绑扎。日后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重要证人出席的军医上尉梁庭芳也是威尔逊医生的一名患者。1937年12月16日,日军将梁庭芳等5000人押到下关长江边集体屠杀。他和朋友在日军屠杀持续4小时后跳入江中,遭日军机关枪扫射射中肩膀,逃脱后跑到鼓楼医院求治。马吉牧师在《南京暴行纪实》中也拍摄到鼓楼医院救治中国伤兵的镜头。

外出救治伤兵被鼓楼医院视为工作中的一部分。1937年10月4日,威尔逊察看难民收容所后,和一名护士到中央医院在中山门外孤儿院开设的部队医院参与救治。11月23日那天,威尔逊医生格外忙碌。早上他和一名德国姑娘到城外笆斗山一家医院探望3800名受伤战士,并在现场做了一个截臂手术和一些小手术。晚上,他带领医院的全体员工到下关,为火车站里的1200名伤兵处理伤口,直到用完所有的医药用品。12月12日,马吉巡查从军政部到外交部的中国战地医院时,目睹战地医院内一片混乱、医护人员已逃离的现状后,立即组织鼓楼医院的男护士前往救治,并劝告伤兵解除武装,脱下军服,悬挂和粘贴国际红十字会的标志,并将中校以上军官和可以行动的轻伤者转移至鼓楼医院。

平民救治

南京沦陷后,由于日军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及青壮年平民男子进行大规模屠杀,同时还在城内外大肆强奸,受害平民纷纷来到鼓楼医院治疗,医院里到处都是烧伤、刺伤、砍伤、枪伤、炸伤造成的骨折、坏疽、感染的外科病人。

1937年12月2日,留院的75名患者中,73人为外科患者。12月14日与15日两天,医院收治的150例病人中只有10例属于内科和产科病患,其余都是外科病人。这些病人,有被炸弹炸伤了上臂、桡骨粉碎并撕开了3/4肌肉的警察;有被大块弹片穿入颈部,并挣裂了一部分下颚的穷苦人;有被军刀砍在颈后,切断了所有肌肉直至棘间韧带的理发师;有被军刀砍掉颈部一边一半肌肉的先天弱智女孩;有第三块胫骨和腓骨严重穿破骨折的10岁男孩;还有左腹部被射击,穿过右腹部,腹部有4英寸长小肠挂在伤口外面的中国商人;有被日军抓到医疗站奸污后、颈部筋肉被砍开的妇女……鼓楼医院每天都在超负荷运作,不仅医院床位满员,还得收治大约100名额外的病人,截肢是每个小时都要进行的日常工作。

为尽可能地挽救生命,医务人员几乎所有时间都待在医院里,对外伤人员进行全力救护。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沙官朝口述:“回到难民区以后,伤口疼得不得了,我妻子看了很着急,搀架着我到了鼓楼医院,医生看后要我住院治疗。我住院住了11天,记得睡的是267号病床。住在那里也并不安稳,因日军要常到医院检查。医生嘱咐我,不能说是被日本兵刺的,就说是轰炸受的伤。”(《沙官朝口述》)东京审判、南京审判的重要证人伍长德、李秀英等也在鼓楼医院接受过威尔逊医生的救治。1937年12月15日,放下武器的警察伍长德,被日军带到城外集体屠杀,躲过机枪扫射的他背部被刺刀猛戳一刀,历经艰险后逃到鼓楼医院,得到威尔逊医生的救治并在医院住了50多天。12月19日,怀孕6个半月的李秀英,在竭力抵抗日本兵强奸时,脸、腿、腹部均被刺伤,奄奄一息的她被送到鼓楼医院救治时,“面部被砍了18刀,腿上也有几处刀伤,腹部有很深的一个刀口”(《威尔逊日记》1937年12月21日),腹中胎儿在入院第三天流产,经鼓楼医院40多天的治疗才渐渐康复。

为防止传染病的发生与蔓延,鼓楼医院承担起南京公共卫生体系瓦解后各类传染病预防注射的重任。1938年2月21日,柏睿德返回南京后,立即与威尔逊并肩合作,在难民区持续紧张地开展注射防疫工作。

从1938年2月起至1938年4月30日止,难民营里14300人已接种疫苗;7300人已接种了预防伤寒和霍乱的疫苗。1938年春季收容所的防疫运动中,“种痘者共为16265人,注射伤寒霍乱预防针者,共在12000人以上”。(《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1937年11月—1938年4月30日)》)

由于预防得当,传染病防治取得重要成效。南京沦陷后,“难民中一般的死亡率虽高(儿童尤甚),然尚无严重病症之流行。脚气病、痧子、猩红热之患者固多,然就当时局面而论,死亡者尚少也”。(《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1937年11月—1938年4月30日)》)

医务人员还跨越信仰的约束,对遭遇性暴行的女性施以医疗援助,凸显了鼓楼医院人道主义的色彩。南京被占领后的一个月中,由于日军对广大中国妇女不分年龄、职业、身份,即使是孕妇、病妇,都进行惨无人道的强奸、轮奸等种种性暴行,性病与堕胎成为女性难以启齿的伤痛,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1938年2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现,被日本士兵强奸后染上性病妇女的免费治疗工作是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从1938年1月末开始,鼓楼医院接治了大批淋病、梅毒和软性下疳患者,柏睿德等根据医院的经历判断,“自从日本人进城后,性病的比例从15%上升至80%”。(《史德蔚日记(1938年12月12日)》)马吉表示,全城像她这样因被日本兵强奸而染上性病的有几千名。更令鼓楼医院医务人员感到伤脑筋的难题是如何救治被强奸致孕病患。从1938年2月开始,“预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不少母亲带着她们的未婚女儿,请求鼓楼医院解决因日本兵强奸造成的恶果,为她们施行堕胎手术。起初,医院遵循基督教教义“摩西十诫”中“不可杀人”的诫命,拒绝为她们做堕胎手术。当他们发现受害家庭自己采取办法堕胎,给那些年轻女子的健康和生命带来严重危险时,“尽管对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医生们持有不同的意见”,他们毅然为她们卸掉那些不受欢迎的包袱,成了“南京的第一号消灭日本人的人”。(《史德蔚日记(1938年12月12日)》)这种手术多的时候,妇科做不完,连外科大夫都兼做人工流产手术。

医者仁心

南京沦陷初期,鼓楼医院对于前来求治的难民,均实施免费治疗政策,即病人不付费,鼓楼医院按月将免费病人的诊疗金额递送红十字会,由红十字会对鼓楼医院进行补贴。1938年上半年,医院病人自负医疗费的比例由1936年的90%降至10%,其中,1938年5月仅有30%的病人有能力支付第三类医疗费用,无支付能力必须实施免费治疗的病人高达70%。由于医院失去了正常的诊治收入,原先存在仓库的药品和包扎材料等储备连一半的亏空都弥补不了,从1937年11月底起,鼓楼医院每月结算要透支5000—6000元。

为免遭日军侵扰、保证医院正常运转,威尔逊等人每天24小时轮流值班,夜以继日地工作,长久下来精疲力竭,不堪重荷。1937年12月26日,特里默因劳累过度病倒,高烧至102度(华氏)。威尔逊每日一刻不停地工作,特里默生病时,他每天除手术外还要照顾175名病人,工作量之大令人难以想象。1938年1月30日,威尔逊因过度疲劳,颈部不能动弹,导致“南京目前就没有外科医生了”(《拉贝日记》1938年1月30日)。麦卡伦除每隔一天开救护车出去收购白菜、大米和其他食品,还要用救护车送婴儿、病人回家,以免病人治好后被饿死或被杀死或重遭伤害,他事必躬亲,冒着巨大危险,为鼓楼医院员工和病人的生活提供保障。

南京沦陷后,威尔逊、特里默和麦卡伦等美籍医护人员的财产都有所损失,甚至他们的生命安全也受到某种程度的侵害。日本士兵常以检查为由骚扰鼓楼医院,抢劫医院的财产。1937年12月14日,30名带有刺刀的日本兵在对鼓楼医院进行彻底而非正式的检查时,就抢走了6支自来水笔、180元现钞、4块表、2卷医院的绷带、2只手电筒、2双手套和1件毛线衣。12月18日晚上,3名日本兵从医院的后门闯入,抢走了海因茨小姐的手表,还偷走了6块怀表和3支钢笔。

威尔逊、特里默和麦卡伦等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死亡威胁,其中威尔逊至少遭遇三次威胁:12月13日,他在进行眼球摘除手术时,炸弹碎片穿破手术室的窗户落在手术室里;12月18日,他在赶走企图强奸护士的日本士兵时,被激怒的日本士兵故意耍弄他那只令人恐惧的手枪;12月21日中午,他要求日本士兵离开大学医院的女生宿舍时遭到其手枪的威胁,两者在大街上相遇时,这名日本士兵将他的步枪子弹上膛。麦卡伦和特里默的处境也相当危险。12月19日,特里默和麦卡伦劝阻闯入医院的日本士兵离开时,遭到开枪射击,幸好子弹从麦卡伦身边飞过;1938年1月27日下午,麦卡伦陪同闯入医院后面寝室的2名日本士兵离开时,一名日本士兵在离医院100码的地方猛地用刺刀刺向他的下巴,所幸他将头向后一仰不致送命,可脖子上还是留下了一个伤口(《拉贝日记》1938年1月28日)。对此,威尔逊甚至认为,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不可能全都活过这段日子”。(史迈士:《致朋友函(1938年3月8日)》)为此,他们约定,倘若他们中的人谁最先被杀死,他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使馆门口放着。

然而,鼓楼医院所有的医务人员——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以勇敢无畏的精神,乃至奉献生命的意志坚持了下来。他们给予那些身受重伤的难民以重生的希望,成了危难中南京百姓的守护者、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拉贝盛赞鼓楼医院为整个安全区的医疗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威尔逊等人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出色的医务工作”。(《拉贝在上海的讲话》)做福斯特以基督关于被雇者与好牧羊人的故事譬喻,称赏鼓楼医院医务人员临危不惧、忠于职守的英勇行为让他更加理解为他人而牺牲自我的含义。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为了表彰威尔逊对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救助,向他颁发“襟绶景星勋章”。在被战争撕成碎片的百姓的血泪中,他们毅然决然传递出的勇敢和人道主义精神,将永远地留在中国人乃至人类记忆之中。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此文摘自《档案与建议》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