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唤与协商》内容选登——

英雄与历史

2018-01-13期07版

“革命历史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概念,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研究领域。作为“十七年”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革命历史小说”在历史观念、叙事策略与写作技术等方面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此类创作与特定的历史语境有密切的关联,随着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代文化的变迁,它似乎已固化成了文学史的标本,成为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

但事实上,“革命历史小说”一直是新时期文学以来异常活跃的文学资源或精神资源。一方面,革命历史叙述是国家意识形态维护自身合法性与延续性的重要文学手段,因而各个时期均有国家体制约束及支持下的革命历史书写;另一方面,“革命历史小说”还以否定性的方式构成了所谓精英文学或“纯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比如,它直接构成了“新历史小说”的一个前提,“新历史小说”正是通过对历史异质性的发掘,来挖掘“革命历史小说”所构建的历史辩证法,这一直是“新历史小说”写作的动力,也是它得以形成文学史意义的原因。从20世纪80年代以莫言、乔良、刘震云、周梅森等为代表的一般意义上的“新历史小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陈忠实、李锐、李洱等人为代表的对革命历史的重写,构成了一条潜在的线索。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革命历史小说”似乎全面复活了,它又获得了可见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文化视野里。首先是“红色经典”的再度流行,1995年至1999年间,《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革命历史小说”重版,成为发行量高达数万册乃至数十万册的畅销书。此后是持续不断的“红色经典”重拍热,几乎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的经典作品都被重拍为影视剧,其中有的作品还有多种版本。

另外,1994年“主旋律”工程正式启动之后,它成为“主旋律”创作最为重要的部分。国家广电总局1990年还专门设立了“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办公室”,负责审批、立项此类题材的创作。此类创作主要以影视剧最为突出,也最有影响,经影视剧本改编的长篇小说亦有不错的发行量。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大决战》《长征》《日出东方》《新四军》《延安颂》《太行山上》,等等。

再者就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一批以革命英雄为主角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的出现。以《我是太阳》《亮剑》《历史的天空》《狼毒花》《生死线》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以及根据这些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成为受各方面欢迎的流行文化现象。

当然,这种“昔日重来”,不是对“革命历史小说”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对这种文学资源的一种借用与改写,其所承担的历史文化使命,虽说仍有某种延续性,却已具有了深刻的内在差异。

事实上,革命历史文学资源的再度复活,对应着中国社会深刻的历史转折,时代语境的剧变生成了新的革命历史想象。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下,革命历史小说在两个方向上保持微妙的平衡:一方面,它将维护旧有的革命理想与价值观的神圣性,新意识形态无法回避这份精神与历史遗产,仍强调这种正统继承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在新的市场社会中,对社会主义经典命题如平等、人民民主、资本主义等都有了新的理解。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资源在当下语境中的复现,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一方面,它在形式上延续了旧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强调了现实秩序(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革命性的合法起源;另一方面,它又逐渐淡化了那些旧有的革命历史题材模式与现实秩序不相融的部分。这也决定了新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与“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模式(当然不只是限于小说)之间,既有承继关系又具有深刻的内在区别。

新革命历史创作在许多方面都承继了“革命历史小说”的遗产,主要分为两类:(1)所谓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如《日出东方》《长征》等;(2)以虚构的革命英雄为主角的作品,如《亮剑》《历史的天空》《我是太阳》等。比照“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两大模式(“史诗”与“传奇”),第一类作品颇具史诗性“革命历史小说”的品格,而第二类作品则更近似于革命英雄传奇。它们在基本的故事框架上都有众多的相似之处。所以,不管新革命历史创作对“十七年”时期的这份文学遗产进行了怎样的改写,不管它执行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功能,它始终是延续了对革命历史的书写,隐约地传达着“革命历史”的记忆,这在中国迈向全球化的时刻具有特别的意义。

另外,还应该承认,由于社会的转向,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新的革命历史书写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十七年”时期的美学禁忌,突破了旧有写作陈规的框限,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对革命历史新的想象空间,因而在小说写作上,具有一定的拓展意义。

“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性叙事,将精神与肉体、追求革命与沉沦世俗设置为基本的二元对立,当这种美学观念不断激进化之后,英雄就成为超越凡人、不含杂质的“高大全”式形象。完美的理想化要求,追求精神净化的冲动,传达的是超越“五四”的新的关于人性的想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美学意义,而且其内部也存在着“人”的不同层次、内容之间的张力,包含着美学表达的多重空间。但这种观念也导致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单面化,抽离了众多的感性内容,压抑了对英雄的“人”的维度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性。

相比这些“十七年”时期文学,新革命历史作品则丰富了对革命英雄的表现方式,拓展了对革命历史的书写空间。

史诗类与传奇类作品都突破了旧有的创作模式,新的史诗类创作试图以更宏阔的历史维度来观照历史进程,而不是如“十七年”时期小说那样更多的是从“我方”的立场,以强烈的政治判断来回顾辉煌的过去,此类“新革命历史小说”之中的优秀之作不乏深沉的历史感。对于敌手也是尽可能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政治情境中来看待,这使革命史诗容纳的历史空间和复杂因素更为丰富。

新的传奇类创作在人物塑造上的突破更为明显,它们所塑造的革命英雄如李云龙(《亮剑》)、梁大牙(《历史的天空》)、关山林(《我是太阳》)、常发(《狼毒花》)等亦正亦邪,具有异常鲜活的个性,他们的血性、勇气,敢爱敢恨、直爽又不乏粗鲁的性格,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他们身上,各种互相矛盾的性格因素戏剧性地组合在一起,挑战了旧“革命历史小说”英雄人物的比较单面化的形象。

但是,对模式的挑战也在产生新的模式,新革命历史创作在题材相似性的背后,对“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创作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修改,也铭写着这个时代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本文选自《询唤与协商》的P58-6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旋律’文学的创作现状与发展走向”最终结项成果,主要针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主旋律”小说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