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到两会的健康中国委员声音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刘喜梅 图/本报记者 贾宁

2018-02-28期05版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何氏医院院长何伟:

精准推进健康扶贫

因病致贫是目前我国精准扶贫最难啃的骨头。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同时也提出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这也为我国下一步实施精准健康扶贫指明了方向。我们在调研和实践中了解到,健康扶贫面临的形势也比较复杂,应该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开展实施。

以我国居民的眼健康为例说明。据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数据,我国现有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比例约为44%,其中不少是因病致盲、因盲致贫的白内障患者,这种状况在基层农村更为明显。

实际上,白内障致盲现象是可以预防的,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现在白内障手术只需要十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完成,且预后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很遗憾,因为基层特别是农村高水平医技人才依然缺乏,白内障患者即使出现了视物不清的情况也往往很少主动就医,而认为是随着年龄增大而出现的老花眼状况,也有时候就医了基层医生也没有判断出患者病情的严重性,结果导致患者看不见了再去寻求手术帮助,此时预后效果就很差了。针对这种状况,何氏眼科医院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积极推广“三级防盲扶贫模式”并积累了重要的经验。我认为,这种模式可以作为精准健康扶贫的案例在全国推广。

“三级防盲扶贫模式”是指通过三级(省市-县乡-村)眼健康体系,以省市中心医院为支点,建立下沉至乡村的云医疗平台,通过远程诊断、远程会诊、远程教育来开展白内障、糖尿病眼病防控、青少年眼病防治等工作。该模式利用“互联网+医疗”助力精准扶贫,创建了可复制、可推广、有示范引领作用的精准扶贫模式。该模式由何氏眼科医院在辽宁地区实践了22年,累计服务人数3000万,为近10万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公益复明手术,公益资助贫困患者支出近2.1亿元,培训了基层医生5万余人。众所周知,因病致盲患者一般都会丧失劳动能力,进而因为劳动能力丧失而导致贫困。因而这些基层医生,在基层患者因病致盲的预防和及时诊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在实践“三级防盲扶贫模式”的过程中,也积极探索了网络和信息技术在医疗扶贫过程中的应用。比如,我们通过网络与信息技术搭建的省市-县乡-村三级云医疗平台,实现了区域内电子病历录入和机构间的大数据共享,这些大数据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基层医生的远程培训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具体来说,三级智慧云医疗平台的信息系统将收集大量的电子病历、诊疗记录及医疗方案,然后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处理进而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医疗信息,如季节性、区域性的常见病、多发病等,以及各类病症的有效治疗方法。拥有了这样的大数据医疗信息,基层医疗单位通过在信息平台上对需要病例的诊疗信息进行检索,就可获得相应的诊疗经验和方案,从而提高基层对各类常见疾病有针对性进行预防及有效治疗的能力。

鉴于何氏眼科医院已经通过“三级防盲扶贫模式”,在精准健康扶贫方面取得诸多经验和成果,建议该模式推广至全国。并且我认为,可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广的三级智慧医疗扶贫模式,让中心城市的医疗资源通过云医疗平台下沉至基层医疗,同时通过在线直播等多种互联网方式,高效地培训基层医生,使扶贫工作真正做到“扶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肛肠科主任安阿玥:

让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真正强起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继续“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并强调以基层为重点,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健康需求。这种立足于提升百姓获得感的发展指导精神,很是鼓舞人心。

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建设健康中国的过程中,基层百姓特别是农村群众的获得感还不高。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基层医疗队伍和医疗服务能力依然薄弱,尚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生活需求,因而患者就医仍向大医院拥挤,看病难问题未切实得到解决。

其实,近些年在分级诊疗制度的贯彻实施下,国家和政府付出了大量财力物力用于提升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现在,基层医疗硬资源得到逐步、明显提升,但医疗软资源下沉依然未落到实处,这就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比如,据我们调研了解,现有的医疗软资源下沉方式主要为“专家到基层为患者手术”,术后专家即返回原单位,这种状况导致基层医生并未真正享受到医疗软资源下沉的红利。甚至还出现了个别医院打着医联体的旗号,将病人从下级医院转到市里的大医院的状况,这又在实际上造成了大医院虹吸患者的现象,也背离了分级诊疗的初衷。

可以说,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基层医疗机构“诊疗水平低”的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这也是我们调研时经常听到的基层患者的心声。比如,河南一位“嵌顿疝”患者因“腹痛”在当地的一所基层医院就诊时,虽然病例查体中明确有腹肌紧张,医生却还是诊断为“胃病”并开药让患者回家,结果患者于就诊后4小时再次因急诊入市级医院。再比如,一名1岁患儿因发热、咳嗽就诊于镇卫生院,输头孢类消炎药7天后患儿依然持续发热,后无奈转诊至省级医院诊断为支原体感染,口服阿奇霉素后热退而愈。

要提高基层医疗服务的质量并不容易,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比重也大,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更多,他们面临的医疗服务能力不强的形势更加严峻。而不同的地域之间又存在经济、区域、政策等因素差异,所以要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并非不可破题。比如,对于三甲医院退休下来的副高职称以上的医生或有特色诊疗技术的医生,如果身体状况良好个人又有意愿去基层服务一定期限(1~3年),应在政策上鼓励并支持他们回到县级医院进行传帮带工作。这些人才如果志愿到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工作,地方卫生部门应给予待遇上的补助,这样既可以实现城市的人力资源不浪费,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还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

专家人才的传帮带对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固然重要,但用时也需要市、县级政府足够重视农村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务人员,并提供相对有竞争力的薪酬如不低于县级医疗机构人员平均水平等,来稳定他们留在基层工作的决心。实际上,只有基层医疗机构队伍夯实了,能力提升了,我们分级诊疗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丽水中医院院长雷后兴:

依法保障《中医药法》实施好

201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下简称《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了,这是中医药人期待已久的业界盛事,对于保障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体现中医药特点和规律的基本性法律,《中医药法》是中医药领域的根本大法。该法将党和国家的中医药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将各级政府发展中医药的职责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特别是《中医药法》明确了要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比如《中医药法》在中医诊所、中医医师准入、中药管理等多个方面对现有的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创新,规定将中医诊所由许可管理改为备案管理;规定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和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经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允许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凭处方炮制市场上没有供应的中药饮片或者对中药饮片进行再加工等,这对于促进中医药事业传承和健康发展十分重要。

但在《中医药法》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有法不依或执法不到位的现象还普遍存在。虽然《中医药法》明确了政府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扶持力度的法律责任,比如要求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扶持力度,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但因为还缺乏实施细则其实际落实状况并不理想。另外,为保障《中医药法》的实施,国家卫生计生委及中医药管理局曾于2017年联合下发了《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通知》文件,但该文件主要是下发给卫生和中医药机构,而《中医药法》贯彻实施则涉及法制、食品药品、宣传、教育、科研、财政、服务贸易等多个相关行业,文件的实际适用范围较窄。上述因素实际上导致了目前全国在宣传贯彻和落实《中医药法》方面,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执行不力甚至有法不依乃至违规违法现象。

在我看来,为保障《中医药法》真正达到预期效果,首先应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出台学习宣传贯彻《中医药法》的具体细化方案,由国务院牵头下发督促国家机关和地方各政府部门,明确宣传贯彻《中医药法》的目标和任务,以保障《中医药法》实施的基础。任何一部法律的实施,都不能少了监督,因而同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2018年对全国贯彻落实《中医药法》进行专项监督检查,以保障《中医药法》全面落实。

虽然《中医药法》的颁布对中医药人而言是期待已久,但我们发现其他的干部和群众对其知晓率还比较低。在我国构建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全民知法守法是必然要求,《中医药法》的实施同样不能例外。面对《中医药法》公众知晓率的现状,建议国家把学习宣传贯彻《中医药法》纳入公益性宣传范围,列入全民普法的重要内容,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平台广泛宣传,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营造重视、关心、参与和支持中医药振兴发展的良好氛围。毕竟,《中医药法》的落实不只是跟中医药人有关的事儿,而是全民健康的重要保障,这份保障跟每个人都密切相关。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花亚伟:

健康资讯传播需要构建科学权威的发布平台

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的飞速发展,健康资讯以及精准健康管理体系也加速了发展步伐,广布在开放、共享平台上为大众提供科学的健康保健服务。但我们也看到,目前在互联网上见到的健康资讯往往是五花八门,其出处也都纷繁复杂,有来自健康资讯网站的,有来自健康管理机构或保健服务机构的,有来自养老服务机构和医疗机构的,也有来自食品药品直销平台的。这些所谓的“健康资讯”,不仅出处和呈现形式多种多样,有不少还自相矛盾,进而使得广大公众的认可度大打折扣,甚至感到无所适从。

例如,今年2月1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属的公益热线官微发布了一条微博,称“阿胶只是‘水煮驴皮’……并不是一种好的蛋白质来源”,迅速将热门养生产品阿胶送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微博内容还表示,“从现代营养学角度,阿胶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熬制的过程就是把胶原蛋白进行部分水解”,“这种蛋白质中含有大量的非必需氨基酸,更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因而在营养学上是一种劣质蛋白”,导致众多网友大呼上当。无独有偶,《人民日报》也曾在2016年引用果壳网等网站资料,称阿胶、红枣、红糖这些“补血神品基本没用”。但从祖国传统中医的角度而言,阿胶在协同其他中药材和食材可以发挥重要作用。26日晚间,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公益热线官微也就阿胶事件进行了道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从小康向富裕过渡,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更加迫切,也更加关注健康生活和健康安全。因此,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把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范畴从传统的疾病防治拓展到生态环境保护、体育健身、职业安全、意外伤害、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并做好健康生活普及、健康服务优化、健康环境建设及健康产业发展等,是顺应新时代发展的必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人们生命全程的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

但要实现关注人们生命全程的健康,还需要努力让人民群众掌握预防疾病的能力并选择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健康资讯的普及是助力群众提升健康素养的重要手段,因此构建健康资讯科学权威发布平台势在必行。因而建议国家构建以移动手机终端、移动互联网及客户端APP为载体的健康资讯发布平台。具体可由移动运营商向全国移动手机客户端公益推送健康资讯,也可由移动互联网客户端APP和互联网进行适时健康资讯发布。

有了科学权威的咨询发布平台,还要保障资讯内容科学才能达到预期效果。那些自相矛盾和鱼龙混杂的信息之所以频频出现,主要是因为所谓的“专家”太多。要解决这个问题,建议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牵头,构建以权威专家学者为主体的健康资讯智库。

具体来说,智库可委托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华医学会及相应的高校科研机构等相关专家来组建,然后组建智库的就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传染性疾病疫情防控、生态环境保护、体育健身、职业安全、意外伤害、生活方式和行为、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人民群众易混淆的热点问题进行解读。在解读热点问题的过程中,要避免一味地单纯说教并摒弃尚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小样本报告,要运用科学的大数据和大量的实践验证来支持,从而提高公众对该平台出口的健康资讯的认知度和依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