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学术充满温暖与力量

傅道彬;本报记者;张丽

2018-03-13期24版

编者按: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需要各种艺术形式的演绎与传播,还需要深厚学术理论的奠基与指导。怎样的学术研究才能更好地挖掘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使之散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本期“委员故事·家国记忆”栏目邀请傅道彬委员结合其学术研究与实践,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讲述他的一些学术思考与治学之道。

我长期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仔细追溯,“文化”一词应最早出现在《周易》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由此可见,文明之化乃为文化。相比文明的流动不羁,文化具有一定的积淀与稳定性。就好比,有人拿着一杯水、一包糖,这不叫糖水;只有把糖溶解在水中,才叫糖水。文化就是一个民族、个人把文明转化为精神气质、思想风度的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我记得有位作家曾说过,文明犹如一件精美的瓷器,一旦打碎了,就要从重新掘土开始。回顾历史,曾经多次出现摧毁文明、打碎文化的事情,当代学者应以史为鉴,对文化心存敬畏,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从文化而来。

具体到中国文化,它是具有诗性品格的。在希腊文化中,思想之“思”与诗歌之“诗”是对立的。比如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给哲学家甚至剪羊毛的手工业者,都安排了位置,就是不给诗人安排位置。他认为,诗是感伤、苍白与缺乏力量的,“千万不要让那些甜言蜜语的诗人闯进你的国度”。而中国文化恰恰是思想之“思”与文学之“诗”的融合。比如《周易》实际上就是诗体的,“坤卦”爻辞“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黄裳,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本身就是词句整齐、韵律铿锵的上古歌谣与大地歌诗。“乾卦”爻辞通过“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的诗体文字来描绘天空,充满了诗性智慧。

当古希腊驱逐诗人的时候,中国文化恰好走出了一条思和诗融合的道路。“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孔子的这些哲学思想充满了对诗性文化的继承。庄子更是一位诗人哲学家,用浪漫主义的想象,引领人们走向逍遥的空灵的哲学境界。还有魏晋玄学、明代心学等,一方面在哲学上探讨,一方面在文学上努力,从来不拒绝诗,这就形成了中国哲学的诗性品格。正是因为这种诗性品格,中国文化很少陷入逻辑困境,而总是充满形而上的、灵动的、想象的艺术气质。所以,中国的哲学家常常是诗人,诗人也常常是哲学家。

因此,我并不提倡过于冷静、毫无感情、缺乏温度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得先从感动开始,对孔子、庄子、陶渊明、苏东坡、曹雪芹等这些伟大文人及其伟大思想,心存感动与敬畏,才能深入掌握人文科学的精髓。自然科学也不例外,天文学家应该感动于满天星斗、人类学家应该感动于人类的故事、物理学家应该感动于物质的神秘……一个心灵枯寂、情感荒凉、对世界缺乏悲天悯人的人,很难相信他的研究有多么伟大。

于我而言,我力求让自己的学术研究充满温暖与力量。注意表达的文学性,绝不意味着浮华的语词,而是深刻的思想。我一直觉得,文学批评要有一定的思想原则,以见识为第一要义,这需具备很高的理论修养。清代学者袁枚曾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内心粗鄙,怎么会吟诗也不是诗人。如果一个人心性是通脱的、精神是干净的,不会吟诗也是诗人。由此可见,诗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人格。

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功利主义色彩越来越重,人们离文学、离诗、离艺术看上去越来越远。其实我们不必悲观,因为短缺意味着需要与需求,恰恰是在文学远离的时候,也就看到了文学的灯火。当我们因生活在非诗意时代感到难受时,实际上已经对诗意发出了呼喊,这恰恰是诗意的存在。因此,我常常跟自己的学生说,从事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的思想与艺术的短缺,反而给了我们从事学术、思想、艺术研究的天地,只要默默做好,总会迎来更好地发展。谈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在我看来,文学从来不是简单地反映生活或表现生活,而是照亮生活。比如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贾平凹笔下的陕西风情、迟子建笔下的东北大兴安岭,如果没有文学反映,它们就不存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只有被文学看到的生活,才会被照亮。在文学之光的照耀下,让生活呈现出一定的艺术境界,才是文学要做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中讲到,“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具体到中国古代文学、哲学与历史的话语体系建设,就是要回到现场,回到中国古典情境中去。但这绝不是故步自封、自说自话,而是把中华文化纳入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去发扬,在世界目光的关照下得到升华。对传统文化,一方面要发掘,一方面要扬弃,立足于历史,着眼于未来,既要继承传统,也要有世界目光,才能建设有现代意义的话语体系。

这就需要当今学者始终秉持真诚的态度,具备科学的精神,培养我们民族的科学思维,还要讲究创新,站在大众立场上,着眼于大众的普及与民族道德水平的提升。我的老师张舜徽先生是一位贯通文史哲的历史学家,他主张学术研究要有现实理想,比如他“广大湘学”的主旨便是“由义理发为事功”,将学问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于我受益匪浅。如今,我除致力于学术研究外,还承担一定的行政职务和社会工作,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对我思考学术、理解诗人的曲折心理也有所裨益。

从事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表面上与现实距离很远,但这恰恰为我的履职提供了一种滋养,也提供了另一种目光。最近思考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认为,不应该将乡村简单地归为一个生产单位,它还是一个文化单位。传统村庄里所具有的祠堂、乡绅与学校,其实构成了乡村独特的风俗与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看到了高产的农业,但也看到了并不繁荣的农村。因此,在乡村振兴中,还要注重加强文化建设,让文化返乡、让技术返乡,使乡村不仅是生产粮食的地方,也是滋养文化的地方。

(傅道彬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文联主席、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