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读书治学路

文/蒋寅

2018-03-26期12版

我本科就读于扬州师院中文系,大二始有志于古典文学,兴趣主要在诗歌,但平时阅读没什么特定范围。本科时写过三篇论文,一是《〈典论·论文〉再评价》,二是《读〈读袁枚随园诗话札记〉———与郭沫若先生商榷》,三是《绝句起源说》,虽都属于商榷文章,但内容跨汉魏、六朝和清代。为写《典论·论文》一文,我曾读了能找到的所有建安文史文献,初步品尝到研究文学史探颐索隐的乐趣。1982年考取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硕士生,专业方向是中国文学史。授业导师有曹淑智、陈振寰(和年)、周满江、张葆全、黄立业、胡光舟诸先生,这些老师受业于冯振、夏承焘、朱东润、王力等前辈耆宿,格外重视打基础,课程主要是先秦典籍,旁及文字音韵、版本目录及文史工具书使用等专题。每门课程都要写读书报告,形式不拘,要之以独立思考、有新意为原则。我的《诗经》作业是一组训诂札记,诸子作业是论老子哲学的唯物主义倾向,杜诗作业是论《杜诗详注》注释体例之得失,目录学作业是《从目录学看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周满江老师的《周易》课,每人指定读一部古注,并参读今人高亨、李镜池两家新注。我分到李鼎祚《周易集解》,便以此本为基础,参酌他书做了一部集解,写满厚厚的一册笔记本。至今那本作业我还保存着,每当整理东西看到,都会感念自己今天能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全然得益于老师们的严格训练;同时又不得不感慨,我现在无法为研究生开出这些课程。即使能开,学生们也不可能像我们当年那样从容地读书。

我给硕士、博士生开的必读书目流传在网上,读者反应都是数量太大,甚至怀疑我自己是否都看过那些书。我觉得很悲哀,除了后出的新著,那些书多半我大学即已读过,硕士基本已读完。眼下的学习环境和学习风气,与30年前浑如隔世。那个时候,老师的严格和学生的勤奋,都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如果不是考上程千帆先生的博士生,我或许就按自己的兴趣向文献考据方向发展,主要从事唐代诗歌文献考证和作家研究了。程先生的学术博雅贯通,不拘一隅,培养学生也提出博学通识的要求,以打通古今相期勉。六门博士课程为《诗经》《楚辞》《左传》《庄子》《史记》和《文心雕龙》,仍以先秦典籍为主,但增加了历史和文学理论的内容。我的作业也不再局限于本书,而努力追求通观。《诗经》作业是论忧患意识,一直推广到中外民族性格的比较;《楚辞》作业是胡文英《屈骚指掌》述评,涉及清代学术;《庄子》作业是比较研究老、庄两家的认识论;《左传》作业则是程先生出的题目,做《左传》和《战国策》说辞的比较研究,最后归结于雅和辩两种文化精神的表征;《史记》作业写司马迁的讽刺笔法;《文心雕龙》作业是由《文心雕龙》看中国古代文章学体系,从全书结构推广到历代文章总集的分类,说明《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的代表性著作。除了《庄子》和《史记》两篇自觉未能超越前辈而不曾投稿,其余都陆续在期刊发表。《文心雕龙》作业写成,正值《文学遗产》开辟宏观研究征文栏目,程先生将它推荐给编辑部,幸以《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为题发表,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还有诸多文章的发表,对我的学习和研究都是莫大的激励,从此我的研究便一直是在文学史的视野中展开,从博士论文选择的大历诗歌研究到近年从事的清代诗学史撰写,尽管我的多数论著都限于诗学范畴,但我经常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文学史的建构,并自觉地从观念、范围和方法各个层面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提升到文学史研究的层次。

这种意识和定位其实从我最初涉足建安文学和绝句起源研究便已略有体会,认识到文学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密不可分,对文学现象作为历史事件和过程的本质属性也有一点朦胧的意识。大历诗歌研究是处理两个高峰之间的低谷、发掘一段历来不甚重视的诗史过程的真正意义的文学史研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后,我受吴庚舜先生嘱托,承担《唐代文学史》下卷第一章的撰写,博士论文《大历诗风》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融入中唐前期文学史的叙述之中,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专题研究与文学史整体认知一体两面的关系,并引发对文学史理论的深入思考。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我也是个积极关注者和参与者,尤其关注文学繁荣原因的讨论,撰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以唐诗为例剖析文学繁荣的内部和外部机制。随着我的研究由唐代诗歌转向清代诗学,经常在长时段的视野中思考文学史问题,我越来越关注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同时留意古人有关文学史的理论思考。一度还曾有过撰述中国文学史理论的想法,但很快就看到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三位前辈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深感自己还需要做更多的理论和资料准备才能措手。这样,我就一边做清代诗学史研究,一边搜集古代文学史理论的资料,同时一个一个地处理不断遇到的文学史问题。

我在观念上首先倾向于将文学形式与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内容分开来研究。不用说,这两者当然是互为倚赖、互相关联的,但根本上两者又各自构成自己的历史,那就是文学史和精神史。2003年我与刘扬忠先生共同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华夏民族精神和古贤的思想感情的确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但从精神史的角度说,文学只是它的一种依托形式;反过来说,文学虽始终在表现这些内容,但文学并不以此为全部目标、全部功能,文学也有着自身的目标和演进的历史。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仿佛是一张以重要作家和文学群体、流派为站点的列车时刻表,只有到达地点和时间,不清楚经过的具体路程。我最初阅读唐诗研究文献,得到的就是这种印象,初唐四杰、李杜、王孟、韩孟、元白、小李杜,都是一个一个车站,文学史论著告诉我们,他们各自有什么特点,代表着什么样创作倾向,但其间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却语焉不详。尤其是盛唐到叶燮称之为“百代之中”的中唐,其间发生了什么重要转变,过程如何,都没有被深究,几十年的诗歌史在文学史中一笔带过。如果说在研究大历诗之前,我更多的是困惑,那么在完成《大历诗风》和《大历诗人研究》之后,我就坚定了文学史研究必须深入过程的信念。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的绪论中,我正式提出“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作为自己的方法论主张。文章发表后,颇为学界同道引述赞同。我自己倒不觉得是什么创见,只不过是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吴相洲兄在一次会议上说的“提高像素”的意思。

在学术视野上,我虽然很赞同陶文鹏先生“文学研究者别为其他学科打工”的说法,但还是认为文学研究具备文化视野是非常必要的。上世纪90年代,当文化研究的热潮席卷学界时,我曾对当时盛行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以为然,觉得许多论著使文学沦为文化研究的素材,丧失了文学的本位。但没多久,我就觉察到自己的论著其实也总是在为文学问题寻求文化诠释。因为我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文学的问题,最后都要向文化去寻求解释。基于这一理念,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文学史分期与文化史演进的阶段性密切相关。为此我撰写了《基于文化类型的文学史分期论》一文,提出上述假说并据以尝试新的文学史分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将这种分期法付诸实践,编一套新型的中国文学通史。

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近40年,我对文学史的探索大体立足于这样三个基本点。鹪鹩饮河,冷暖自知。每逢有年轻学人向我咨询研究方法,我都答以理论即是方法,有理论即有方法。至于如何运用理论,则如古语所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更为前提的问题是发现问题,有了问题才谈得上理论和方法。如何发现问题,没有什么验方和捷径,唯有多读原典,多读文献。有了真正的问题,思过半矣。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