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震后十年心理援助路

本报记者 李木元

2018-05-14期05版

在中国心理学界,2008年被认为是“心理援助的元年”。因为从“5·12”汶川地震开始,我国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及普通百姓层面,都开始重视心理援助,我国心理援助体系开始逐步建立。

正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傅小兰所说,汶川震后十年,灾区重建走过了不平凡之路。同样,我国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也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小学里的22岁“大男孩儿”

在四川都江堰市顶新新建小学校园里,经常出现一个名叫小天(化名)的小伙子。他今年22岁,按年龄来说,他应该在上大学。但很遗憾,他至今依然是一个需要父母照顾的“大男孩儿”。

小天每次来都会到学校一个叫心联小屋的地方坐一坐。心联小屋是1+1心联行动在各个学校设置的心理健康咨询室(1+1心联行动全称为“青少年灾后心理援助联合公益行动”,是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教育学会立项发起,青爱工程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小屋的负责人就是他的小学班主任、顶新新建小学专职心理健康教育老师杜丽。

小天是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地震当时遭遇严重心理创伤,之后的四年虽未表现出多少症状,但心理创伤一直存在。2013年16岁那年,再次遭受雅安地震惊吓后的他,每天晚上必须躺在爸爸妈妈中间才敢入睡。

杜丽在震后板房学校时期就开始为学生提供心理援助,经验丰富。小天开始在她的陪护下做心理康复直到现在。“每次来哪怕和我说会话或者跟我讲讲他感兴趣的事儿,他都会很开心、很满足。”杜丽说。

遭受了心理创伤的不只是孩子。四川省都江堰市教育局卫生保健所书记陈紫波对记者说,震后有一段时间,只要床咯吱一响,他就会猛地惊醒并怀疑是地震。都江堰市北街小学专职心理健康老师何莉有4位亲属在地震中遇难,虽然她克服了巨大的悲痛坚持给孩子们上课,但孩子们稍微表现不好,她都会很生气,还常和同事发生摩擦。汶川七一映秀中学老师王芳在废墟下被埋了三天三夜,加上这么多学生在地震中遇难,她一度听不了关于爱的歌曲,10年来几乎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副秘书长刘正奎介绍,上述这些人的表现都属于创伤后应激反应,也就是心理创伤的早期表现,如不及时进行心理援助,这种创伤会加深,并成为严重的心理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字显示,重大自然灾害后,30%-50%的人会出现中至重度的心理失调,灾难一年之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而国内学者研究显示,成人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超过35%,伤残儿童可以超过40%,即使是医务人员也接近20%。

不过,傅小兰坦言,在较长一段时间,我国对灾后心理援助不够重视,很多人并不了解心理援助,有些人甚至对心理援助有偏见。可实际上,生命营救、物质救援、心理援助和灾后长期的心理援助是灾害救援行动和灾后重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十年我国心理援助体系快速发展

一般来说,灾后心理援助分三个阶段:心理援助、心理康复和心理重建。从汶川地震的心理援助经验来看,灾后心理急救阶段主要依靠外来的心理援助专家团队。

傅小兰表示,到2008年我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30年来我国心理专家团队建设有了较大进步。但是囿于全社会对心理援助的认知和重视不足,我国心理援助体系建设比较滞后。所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最初一段时间,心理援助是无序的。

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1+1心联行动办公室主任张银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初有来自国内外的数十支心理援助队伍陆续到达灾区,有些还是专业性欠缺的大学生志愿者。致使少数受助人被抚慰7-8次,造成了二次伤害。一些志愿者本人心理也出现了问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作为我国心理援助国家队的作用凸显出来。地震发生当天,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原所长张侃就针对抗震救灾提出八项心理学建议,被中央采纳。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心理援助专家团队第一时间赶到了灾区,为受灾群众、抗震救灾人员、志愿者提供心理援助,并积极对学校教师等重点人群开展心理培训。

刘正奎坦言,作为心理专家参与如此大规模的心理援助,汶川地震是第一次。这一次也为后面参与其他灾害的心理援助积累了经验。

傅小兰介绍,汶川震后十年,我国已经探索和实践出了一整套灾后心理援助模式。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为首的心理专家团队,除了为政府提供咨询报告,还自主研发了心理创伤评估工具与系统、一系列心理创伤干预设备、心理创伤网络与技术平台、出版了系列图书并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开展了心理创伤与干预方法研究等,并牵头组建了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旨在凝聚和培养全国心理援助人才队伍、面向全国开展专业心理援助。

记者还了解到,汶川地震以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率领心理专家团队先后参与了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舟曲泥石流等13个灾区的心理援助,缓解了近百万受灾群众的心理创伤,完成了38万人次各类人群的重大灾难事件后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估,建立了我国最大的重大应激事件后国民心理健康数据库;为当地培养和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灾难事件中的心理援助人才队伍1500余人。此外,先后在13个重大灾难事件的地区建立了18个心理援助工作站,并孵化了14个独立法人的NGO(非政府组织),与当地政府机关共建4个中心,建立了重大突发灾难事件后心理援助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还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公益组织。张俊银介绍,1+1心联行动在汶川地震灾区已经坚守了十年,项目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和雅安地震灾区,共援建心联小屋177所,其中在绵竹市、都江堰市实现学校心联小屋全覆盖,培养心理教师120余人,60余人取得国家二级或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40余所学校实现心理教师专职化。有些老师,比如杜丽和都江堰市八一聚源高中的柯希蕾老师等已经成长为比较优秀的专职心理健康老师,并且作为专家赴雅安、舟曲等地震灾区开展心理援助和心理培训。正如青爱工程形象大使白岩松所希望的那样:“至少做十年,要为灾区留下一支不走的心理援助队伍。”

未来,谁来陪伴

汶川地震过去十年,心理援助是不是就结束了呢?

刘正奎表示,从专业上来讲,灾后心理援助进入心理重建阶段需要的时间很长,至少需10-20年甚至更长。

事实也是如此,杜丽对记者表示,从小天的状况来看,他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的心理援助。王芳老师后来虽然成为了汶川七一映秀中学专职心理健康老师,但她也承认,有时谈到汶川地震,确实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

抗震救灾阶段,大量的心理援助队伍来到灾区,但这一阶段结束后,这些队伍基本都撤走了。“当下,爱如潮水;未来,谁来陪伴?”这是汶川震后心理援助一直面临的困惑。

据四川绵竹市教育局教师培训中心心理教研室主任洪军介绍,汶川震后十年,除了少数心理援助专家团队开展一些研究外,持续在灾区开展心理援助的极少。1+1心联行动是其中之一。

“所以,汶川地震心理援助带给我们的一大启示就是要建立灾后心理援助长期工作网络和机制,以满足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后心理康复和精神重建需求。”刘正奎强调。

但是现实存在诸多困难,首先是专业人才的匮乏。傅小兰介绍,较早的一项统计表明,美国每百万人口中有大约1000名专业人员可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其中87%以上具有心理学或哲学博士学位。中国的统计数字显示,每百万人口只有24位心理学专业人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中设有心理学院(部或系)的从最初的8所增长到目前的300多所,培养的心理学专业人才数量显著增加,但依然不能满足需求。

其次就是现有心理援助专业队伍的能力不足。“目前,我国获得心理咨询师证的大约120万人次(二级和三级存在重合),而实际能开展服务的只有3%-5%。”

一方面是人才紧缺,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对心理援助的认知和重视不足,心理专业人才流失的情况比较普遍。

柯希蕾是都江堰市首位公开招聘的专业心理老师,她告诉记者,她们班有45个毕业生,而最终从事心理援助的只有不到30%,大部分转行了。

而摆在所有专职心理老师面前的问题就是职称无法晋升以及待遇偏低。“教育部门虽然表示专职心理老师职称可以晋升,但每个学校每年的名额有限,学科老师竞争激烈,实际上不太可能实现。”何莉还表示,由于心理健康教育不在学校学科目录里,工作量也难以考评,所以专职老师的待遇在学校也较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傅小兰认为,这意味着国家将更加重视全社会的心理服务工作,其中包括心理援助,心理援助体系建设也将获得更快的发展。“而当务之急是尽快将心理援助纳入国家灾后救援体系,以便为受灾群众提供及时的、有序的、专业的、有效的心理援助服务。”傅小兰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