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与浦东开发开放

徐宏炜 顾意亮

2018-11-08期09版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了浦东开发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28年来,浦东筚路蓝缕、奋勇向前,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最重要的乐章之一。上海民盟在这一华彩乐章中,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掀起的思想解放热潮,直接引发了上海民间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思潮涌动。1981年,上海市政协五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上海海运学院教授、民盟盟员陆子芬委员等递交了《请积极准备建立浦东新区,建设成为新型国际城市楷模》的提案,提出着手建立延安东路隧道、建设大桥等12项具体建议。

从1984年到1990年初,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系统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论证展开了,浦东开发进入上海市委市政府决策层的酝酿准备阶段。

1984年9月,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制订《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提出开发浦东问题。

1984年10月16日,上海铁道学院教授、盟员杨贤智撰写了《上海的曼哈顿区在哪里———结合城市改造,在外滩建设新的金融贸易中心》一文,提出与南京东路外滩隔江相望的一片约5平方公里的浦东土地(东至张家楼,南至塘桥,西至陆家嘴,北至洋泾),是改造成为“上海的曼哈顿区”最为理想的地点。建议在此建造高层建筑供金融、贸易、科技、信息等多种功能的城市发展之用,形成与现在外滩相呼应的新外滩。这一建议通过民盟市委送交市委市政府及民盟中央,成为上海较早呼吁建设新外滩的声音之一。

1986年10月,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提出:“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新区,要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高校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

开发浦东必须要先打通黄浦江。于是,在黄浦江上建设一座横跨浦东浦西的大桥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建设如此重大的桥梁工程,对没有实践经验的中国建设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存在很大的风险。当时,日本愿意提供技术支持、提供贷款,但条件是必须由日本人施工。

得知消息后,时任上海市政协主席、著名桥梁学家、民盟盟员李国豪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中国桥梁界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黄浦江上架桥。在中国科研工作者的争取下,1988年,上海决定自主建设南浦大桥。最终,中国人以不足日本方面概算一半的造价,建成了南浦大桥,成为中国桥梁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日本桥梁设计专家伊藤学教授在参观南浦大桥后感慨地说:“我们原本以为中国工程师不敢自主建设这一工程,但是你们完成了,而且做得很好,按照你们的造价,我们做不下来。”

南浦大桥的成功兴建,极大鼓舞了全国桥梁工程界的信心,形成了中国自主建设大桥的高潮,并由此赢得了中国桥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机会。今天,南浦大桥宛如一条昂首盘旋的巨龙横卧在黄浦江上,圆了上海“一桥飞架黄浦江”的梦想,也成为中国科研人员独立自主、敢于创新的象征。

路通了,资金缺口又成了拦路虎。民盟市委经济委员会的财政金融专家经过调查研究,在1991年上海市政协全体会议上,以党派提案的形式提交了一件《关于开发浦东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提案。提案建议把上海金融市场作为筹措浦东开发资金的一条重要途径,提出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多渠道筹集浦东资金,要积极运用外资,采取内外并举的方针。从浦东和上海特点出发,利用外资是最有实效、风险最小,又没有还债包袱并能带来成片开发利益的办法。

提案得到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的采纳,认为“对浦东开发筹集资金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992年,根据浦东开发进展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民盟盟员周芝石在市政协全体会议上代表民盟市委提出建议,提出上海要开发开放浦东,应该有一家新型的银行来匹配并支持开发、筹集资金、发挥融资功能。既然新建的银行旨在支持浦东的开发、开放,可定名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据周芝石回忆,他当时提出这件提案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上海要恢复成为国际金融、经济和贸易中心,需要有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广东和深圳已建立了与其发展相匹配的银行,上海要开发开放浦东也需要有属于自己的区域性银行。二是浦东作为上世纪90年代全国开发的重中之重,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需要建立一个能立足浦东、面向长江三角洲的区域性、综合型的股份制银行。

提案得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关心下,这家新型银行于一年后正式成立,名称正是提案中提议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