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880年历史烟云

杭州市政协“中国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学术研讨会”发言选登

2018-11-08期12版

1138年,南宋定都临安,杭州从州府一跃上升为国都,进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城市,对杭州城市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值南宋定都临安880周年之际,杭州市政协举办了2018年杭州文史论坛,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浙江省社科院、杭州市社科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中国台湾和日本的专家学者,就南宋史和南宋都城临安历史文化进行了交流研讨,涌现出不少新观点。现摘登部分学者的观点,以飨读者。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

南宋上承北宋,下启元明,是中华文明高度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南宋史的研究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历史上遗留的许多问题尚未得到圆满的回应。加强这段时期的相关研究,不仅有助于取得关键议题的突破,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宋代诸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也可以从宏观角度更为准确地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演变的特征。

台湾长庚大学讲座教授黄宽重:

近年来,在各方的推动下,南宋史研究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和投入,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仍有不少值得再开展的新议题,如:荐举制度与人际关系,文化政策与文化交流,边界与边界人,士人的家国情怀,社会力的形塑———士人与基层社会,信息传递与军政管理、君臣关系,社会形态与知识构建,道、术关系。在研究的过程中,要超越旧的框架,借助其他学科的观念来帮助扩张、思考、检讨研究的单一面向,还要看到这些学科的局限性;要跨越历史时段,开拓新史料新议题,但要慎用新工具和新方法。继续推进南宋史研究,学界除了要进行长期的耕耘,还应当组成学术社群,开发研究议题;精读一手史料,深耕议题内涵;强化国际交流,拓展研究视野。

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

两宋文明是中国历史长期缓慢演进曲线中一个明显突起的高峰,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了转折的意味,奠定了后续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格局。元明以降,中华文明无疑进一步发展,两宋时期的意义,更主要是体现在其对后世深远的影响方面。宋朝文明之所以能够“造就”今日中国,是因为它是农业文明精熟化的产物。近800百年来,中国一直处在这样一种农业文明的格局之中,发展程度虽有差异,但本质未改。所以,一般而言,理解传统历史对当今中国的影响,当以宋朝文明为起点。

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徐吉军:

南宋都城临安,在杭州、在中国、在世界的城市发展史上,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就杭州而言,这一时期是杭州历史上最繁华的时期,也是城市地位最高的时期,积淀了深厚的城市文化底蕴,孕育了大气、开放、精致、和谐的城市精神。就中国而言,南宋都城临安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个最大的转捩点,不仅人口最为繁盛,而且在城市规划和建设、城市管理、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具有突出地位。就世界而言,南宋临安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在中世纪城市革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虞云国:

日本学者寺地遵曾将宋高宗与秦桧联手确立的体制概括为“绍兴和议体制”或“绍兴十二年体制”。实际上,这一体制固然包含着致力于达成和议与固守和议的因素,但当时与其后的实际内涵已泛化到整个政治思想领域,不仅左右着南宋初期的政局走向,而且影响着整个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所以不妨径称为“绍兴体制”。既然称之为“绍兴体制”,而体制一经确立,则势必对南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都具有全局性的覆盖功能。对绍兴体制及其相关联的南宋史诸问题,却仍有待于宋史学界的深层思考与总体阐述。

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教授黄纯艳:

宋代存在着点状模糊疆界、片状模糊疆界、带状清晰疆界和线状清晰疆界等多样性的疆界形态,影响疆界形态的主要因素是关系形态,特别是关系的可控和对抗,疆界清晰程度与关系对抗性呈正比。宋朝划分疆界的主要目的是现实的安全应对,而非申张华夷观念或天下秩序,其核心是分隔版籍与非版籍的民和地,保护赋役来源和“中国”即直辖郡县的安全,显示了宋朝对待周边关系时构建华夷秩序之外的实用主义面向。宋朝与境外辽、金、夏和交趾逐步形成了“国”界意识和相应机制,但这是局部时空中发展出的对抗性关系形态和疆界意识,在前代亦有出现,并非宋朝所特有,不意味着具有变革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王申:

南宋财赋调拨体系以临安为中心,分两个部分:一是供应临安开支使用;二是使中央得以控制地方。南宋与北宋的财赋体系不同:北宋的首都开封在帝国的中央,可以接受东南六路的“上供粮”,并成为国家南北财赋调拨的中心;南宋则不同,为了直接供应沿长江布防的大军的开支,南宋在东南地区设置了湖广、淮东、淮西总领所,分别掌管所辖各路上的财赋上供、督办诸军钱粮。他的首都临安(名义上称“行在”)仅主要依靠两浙地区的粮食供应,尤其浙西路更是重点。由于财赋来源减少,中央政府的财赋调节回旋余地很小,只好设置大量仓库储备粮食。国家税赋流转因此形成了临安(中央)与总领所(地方)分掌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力,朝廷垄断了纸币(时称“东南会子”)的发行权,并在榷货专卖、和籴、军费等多种国家财政收支渠道中强制使用。临安因此成为了全国金融中心,总领所也重新被拉回以临安为中心的财赋调拨体系中来。

南宋王朝利用纸币这一工具,实现了中央对地方财赋的灵活调拨,并将国家财政中互相独立、互不统属的诸多层面整合到一起,加强了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力。

日本爱媛大学教授高桥弘臣:

向临安输送上供米的体制,与南宋建国、营建都城、确立补给体制的过程密切相关。高宗驻跸临安时期,两浙路由于米产量高,且距临安较近、漕运方便,成为输送临安上供米的主要来源地。在此过程中,南宋不仅完善了从两浙路到临安的漕运制度,而且临安收纳上供米的制度以及省仓制度也得到相应完善,重建或新设了管理机构。同时,为了应对战事、供应前线粮米,南宋还规定了运往边境地区上供米的输送地、输送路线以及输送额。以临安为粮食供应中心,南宋由此确立了整个输送上供米的制度。

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顾志兴:

杭州是宋代著名的刻书中心之一,同时在城内也形成了繁荣的书籍流通市场。北宋时期,杭州刻书即享有盛名,学者叶梦得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就连国子监奉命刊刻的国家重要史书、政书、医药书等也发往杭州刻印。南宋国子监在临安恢复之初,就着手刻书事宜,在此后100多年时间里主持刻梓了大批书籍。除国子监外,当时两浙西路、临安府等政府机构的部分官刻书和其他坊刻书、私刻书一起流通销售,在御街一带形成了繁荣的图书市场。这对形成南宋灿烂的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奠定了南宋以后杭州书籍市场长盛不衰的基础。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征宇:

跨入新世纪,杭州的临安城考古工作屡有重大发现。2000年在荷花池头发现的南宋临安府治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完整的古代衙署遗址,为宋代建筑史及衙署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成功入围该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是临安城考古工作的丰收年,在该年度的全国十大新发现评选中,老虎洞南宋窑址和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榜上有名。老虎洞窑址的发掘,揭开了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神秘面纱。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清理出的各种建筑遗迹,是杭州乃至全国首次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南宋园林,为研究南宋时期的园林布局和营造法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近年来,南宋皇城遗址的进一步勘探工作又取得重要收获。对望江地块的两次发掘,使南宋德寿宫遗址的范围日渐明朗。在严官巷和中山中路发现的南宋御街遗址,明确了临安城的中轴线。以上发现都为南宋临安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和变迁也具有重要价值。

(整理秦军师)